高考“落榜”那年,我捏着一张去北京的绿皮火车票,告诉自己,许知意,
你的命只能自己挣。我从地下室的小辅导班干起,一路拼杀,
成了京城教培圈里小有名气的金牌教师。我嫁给了北京本地人,生了儿子,
以为自己终于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扎下了根。后来,行业寒冬,一夜之间我的事业清零。
婚姻也随之亮起红灯,丈夫指责我没本事,我干脆利落地离了婚,带着儿子回到老家。
我本以为这只是人生的一个低谷,直到我在母校的光荣榜上,看到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。
她也叫许知意。她端着铁饭碗,嫁得风光,是小城里人人羡慕的对象。那一刻,
我心里的血都凉了。经过暗中调查,真相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扎进我心里。二十年前,
我不是落榜生,我是我们县当年的高考状元。是她,或者说,是她那个时任教育局长的爹,
偷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,偷走了我整个人生。就在我以为要靠自己以卵击石时,
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。是我以前教过的学生家长,顾言。他递给我一份文件,
语气平淡:“许老师,我帮你,拿回属于你的一切。条件是,别再拒绝我。”他身后,
是我无法想象的权势。从那天起,我不再是那个温和的许老师。我是从地狱爬回来的恶鬼,
我的复仇,开始了。1.北京,北京1998年的夏天,北京火车站跟个大蒸笼似的。
我拎着一个破了口的帆布包,里面装着我全部家当,挤出人流。
热气混着各种味儿往鼻子里钻,我差点吐出来。高考成绩出来那天,我妈哭得差点背过气。
我爸抽了一宿的烟,第二天哑着嗓子说:“意意,复读吧,明年肯定能考上。”我没说话,
心里跟明镜似的。我们家那条件,多供我一年,我弟就得少吃一年肉。我跟他们说,
我要去北京,打工。他们不知道,我兜里揣着师范大学的招生简章,心里还燃着一把火。
当老师,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念想。现实很快给了我一巴掌。新东方的大楼,我连门都没进去。
人家招聘的老师,要么是名校毕业,要么是海外背景。我一个高中毕业生,简历递过去,
人家客气地笑笑,说回去等通知。我知道,这就是“滚”的文明说法。
我在五道口附近租了个地下室,一个月八十块。房间里一股霉味,墙壁上湿漉漉的,
一张木板床就是全部。白天,我出去找工作。所有跟教育沾边的,我都去试。一个月下来,
碰了一鼻子灰。晚上,我就着昏暗的灯泡看书。从初中到高中的课本,我都带来了。
我把所有知识点重新梳理,自己给自己出题,自己批改。我得活着。后来,
我在一个城中村的公告栏上,看到一张手写的招聘启事。一个叫“启航辅导班”的地方,
招初中数学老师。辅导班就在一间民房里,老板是个姓李的中年男人,精瘦,
眼睛里全是算计。他看了我半天,问:“你,高中的?”我点头:“但我数学没问题。
”“这样,你先试讲一节课,不要钱。讲得好,咱们再谈。”我答应了。
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正式讲课。下面坐着七八个半大孩子,一个个吊儿郎当。
李老板就抱个胳膊,靠在门边看。我没紧张。我把一道最复杂的几何题,拆成了三步。
每一步,我都用一个生活里的例子去解释。“你们看,这个辅助线,就像打游戏抄近道。
路是直的,但你得找到那个能让你瞬移的口子。”那帮小子眼睛亮了。一节课讲完,
李老板把我叫到一边,递给我一根烟。我摆手说不会。他自己点上,吸了一口,说:“丫头,
有点东西。一个月三百,干不干?”我点头:“干。”我成了启航辅导班的许老师。
我讲课的消息,不知道怎么就传出去了。一开始是班里的学生,后来是他们的同学,再后来,
是同学的同学。我的课,从七八个人,变成了二十多个人。李老板把隔壁的屋子也租下来,
打通了,还是坐不下。孩子们都叫我“许神”。他们说听我讲课,比听相声还有意思。
我的工资,从三百,涨到了一千。那时候,我认识了两个人。一个叫张建国。
他儿子在我班上,成绩中下游,脑子不笨,就是贪玩。张建国是北京本地人,
在一家国企开车,人很实在,每次来接儿子,都会跟我聊几句。“许老师,辛苦了。
您比我们这帮当爹妈的还有耐心。”他笑起来,眼角有几道褶子。
他会给我带自己家酱的肘子,说是他妈做的,让我尝尝。另一个,叫顾言。他儿子顾盼,
是我们班的第一名。特别安静的一个小男孩,做题又快又准。顾言每次来,
都开一辆黑色的奥迪。在那个桑塔纳都算好车的年代,这车扎眼得很。他话很少,
每次都是站在教室最后面,等所有人都走光了,才走到我面前。“许老师,
顾盼给您添麻烦了。”他声音很低,很沉。我说:“没有,顾盼很聪明。”他会点点头,
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,放在讲台上。“这是下个月的学费。”他给的,
永远是李老板定价的两倍。我第一次退给他,我说:“顾先生,不用这么多。”他看着我,
眼睛很深。“您值这个价。”那是我第一次,在北京这个地方,感觉到被人尊重。
不是因为我的辛苦,而是因为我的价值。22.两种人生张建国开始追我。
他会掐着我下课的点,在辅导班门口等我。有时候是骑个二八大杠,
有时候是开他单位那辆半旧的吉普。“许老师,我送你回去。”我住地下室,又潮又暗,
我不好意思让他送。他就说:“那去吃个饭。我知道有家涮肉,特地道。”我拒绝不了。
他不是那种油嘴滑舌的人,他用一种很笨拙的方式对我好。他会记得我不吃香菜,
会把涮好的羊肉先蘸好麻酱,放到我碗里。他跟我讲他家的事。他离过婚,前妻嫌他没出息,
跟个老板跑了。儿子判给了他。他爸妈都是退休工人,身体还行。“我家就一普通人家,
没啥大富大贵的。但踏实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,眼睛很诚恳。我一个外地姑娘,在北京漂着,
说不感动是假的。我像是水里的浮萍,而他,像是一块能让我暂时靠一下的木头。有一次,
下了课,外面下暴雨。我没带伞,在门口急得团团转。一辆黑色的奥迪,
悄无声息地停在我面前。车窗降下来,是顾言。“上车。”他说,不容置疑。我犹豫了一下,
还是拉开车门坐了进去。车里很安静,只有雨刷规律地响。他开着车,没问我去哪儿。
车里的空调开得很足,我有点冷。“住哪儿?”他问。我报了五道口那个地址。
他把车稳稳地停在路边,说:“以后别住那儿了。”我愣住了。
他从副驾驶的储物格里拿出一串钥匙,放在我面前。“三环有套房子,空着。你搬过去住。
”我看着那串钥匙,像是烫手的山芋。“顾先生,我不能要。”“不是给你的。”他说,
“是租给你的。房租,从顾盼的学费里扣。”我还是摇头。我知道这不一样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,忽然说:“许知意,你是个好老师。你不该在这种地方消耗自己。
”我心里一震。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。“你想要什么?”他问。我想要什么?
我想要站稳脚跟,想要一个自己的教室,想要把我的名字,写在教师资格证上。
但我什么都没说。车里的气氛很压抑。过了一会儿,张建国的吉普车停在了后面。
他打着伞跑过来,敲了敲车窗。我像是被抓了个现行,脸一下就红了。顾言看了我一眼,
按下了车窗。“建国?”“顾……顾总?”张建国看到他,也愣了,
语气里带着一丝我听不懂的敬畏。“接许老师?”顾言问。“啊,是,是。
”张建国点头哈腰。“那行。”顾言没再多说,对我点了下头,升上车窗,
车子汇入了雨幕里。张建国拉开我的车门,把伞举到我头顶。“这是……你朋友?
”“一个学生家长。”我低着头说。那天晚上,张建国跟我求婚了。在一家小饭馆里,
他喝了点酒,脸红红的。“知意,我知道我配不上你。你聪明,有文化。我就是个开车的。
但我是真心想跟你过日子。我能给你一个家,一个北京户口。你以后不用再住地下室了。
”一个家,一个北京户口。这对当时的我来说,是无法抗拒的诱惑。我答应了。
我给顾言打电话,告诉他,顾盼的课我不能再上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“为什么?
”“我……要结婚了。”又是长久的沉默。久到我以为他已经挂了。“知道了。”他说完,
就挂了电话。我再也没见过他。33.玻璃围城我和张建国结了婚。没有婚礼,
就是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。他爸妈给了我一个红包,六百六十六块。我搬出了地下室,
住进了张家在胡同里的小院。两间北房,我们一间,他爸妈一间。儿子张锐跟奶奶睡。
日子一下子就安稳下来了。我还是在李老板那儿教课,只是不用再为生计发愁。
张建国对我很好,家里的活儿不让我干,挣的钱都交给我。公公婆婆也是实在人,
把我当亲闺女一样。一年后,我生了儿子,叫张念。我以为,这就是我的人生了。相夫教子,
安稳到老。我把教书的热情,都投入到了工作中。我开始研究教学方法,自己编教材。
我在圈子里的名气越来越大,甚至有别的机构想高薪挖我。我都拒绝了。李老板虽然市侩,
但对我有知遇之恩。那些年,是教培行业最疯狂的几年。我和李老板的辅导班,从一个民房,
变成了三层小楼。老师从我一个,变成了三十多个。我成了“启航”的教学总监,
拿着全公司最高的工资和分红。我们在北京买了房,搬出了胡同。一套三居室,
虽然在五环外,但那是我们自己的家。我以为好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。变化来得猝不及及。
一纸文件下来,整个行业都懵了。所有学科类的培训机构,一律不准在节假日和周末开课。
“启航”百分之九十的业务,都在这个范围里。李老板急得满嘴起泡。我们开了好几次会,
都找不到出路。转型做素质教育?那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全新的师资,我们耗不起。
没过两个月,“启航”就倒了。我失业了。一夜之间,我从一个年入几十万的金牌教师,
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。一开始,张建国还安慰我。“没事儿,歇歇也好。前几年你太累了。
家里有我呢。”但时间长了,他开始变了。他会因为我买了一件贵点的衣服而抱怨。
“现在就我一个人挣钱,你省着点花。”他会因为我跟朋友出去吃饭而盘问。
“又出去乱花钱?在家做饭不好吗?”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。
他不再是那个对我呵护备至的丈夫,而成了一个斤斤计较的房东。我明白,他心里不平衡了。
以前我挣得比他多,他是那个被照顾的人。现在,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,
他需要找回那种一家之主的掌控感。争吵越来越多。导火索是儿子张念的教育问题。
我想让他去学钢琴,学画画。我认为,素质教育比应试教育更重要。张建国坚决反对。
“学那些有屁用?又不能当饭吃!有那钱,还不如报个奥数班,将来小升初能加分。
”“现在政策都变了,你还想着加分?”“政策是政策,规矩是规矩!在北京,没个好学校,
将来就没出路!你一个外地人,你懂个屁!”“外地人”三个字,像根针,扎在我心上。
我看着他,忽然觉得很陌生。“张建国,”我平静地说,“我们离婚吧。”他愣住了。
“你说什么?”“我说,离婚。”我重复了一遍,“这日子,我过够了。
”44.一败涂地离婚的过程,比我想象的更难堪。张建国不同意。他不是舍不得我,
他是怕麻烦,怕丢人。“许知意,你别闹了行不行?我都这岁数了,离什么婚?让人笑话。
”“你的面子,比我的死活更重要?”我问。他被我问住了,开始耍无赖。“反正我不同意。
这房子是婚前财产,你休想分走一分钱。儿子也得归我,我们老张家的种。”我知道,
他是想逼我妥协。我没跟他吵。我默默地收拾东西,只带走了我自己的衣服和书。
我找了律师。律师告诉我,房子是他的婚前财产,我确实没份。但儿子,我可以争取。
因为这些年,一直是我在主要负责孩子的教育和生活。我给张建国打电话,告诉他,
我要儿子的抚养权。他在电话里破口大骂。“许知意,你他妈的疯了!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,
你拿什么养儿子?让他跟你去喝西北风吗?”“这是我的事,不用你管。”“我告诉你,
门儿都没有!你想带走我儿子,除非我死!”他挂了电话。我知道,这事没法善了了。
开庭那天,他请了他爸妈,他单位的领导,我们小区的居委会大妈,来给他作证。
他们说他是个多好的丈夫,多好的父亲。说我自从失业后,情绪就不稳定,不适合带孩子。
我坐在被告席上,看着对面那个曾经与我同床共枕的男人,觉得像一场荒诞的戏剧。
法官问我:“被告,你目前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,请问你如何保证孩子的生活和教育?
”我张了张嘴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是啊,我拿什么保证?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我输了。
儿子判给了张建国。我每个月有两次探视权。走出法院的时候,天是灰的。
我像个游魂一样在北京的街上走了很久。这座我奋斗了十几年的城市,到头来,
我什么都没剩下。我买了一张回老家的火车票。走之前,我去看了儿子。张建国没让我进门,
就在门口,把张念推了出来。儿子抱着我的腿,哭着说:“妈妈,你别走。我想跟你在一起。
”我蹲下来,给他擦眼泪。“念念乖,妈妈就是回老家看看。很快就回来看你。”我的心,
疼得像被刀子剜。火车开动的时候,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北京,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
我告诉自己,许知意,你没有输。你只是,一败涂地。55.另一个我我的老家,
是一个十八线的小县城。二十年没回来,这里变化很大,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我爸妈老了很多,头发都白了。看到我带着行李箱回来,他们没多问,
只是默默地把我迎进门。我妈给我下了一碗面,卧了两个鸡蛋。“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。
”她一边说,一边抹眼泪。我没告诉他们我离婚的事,只说北京那边工作不顺,
回来休整一段时间。我需要找点事做。我去了县里几家最大的培训机构应聘。
我在北京的履历,在这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很快,我就成了“状元教育”的王牌老师。
我的生活重新回到了正轨。虽然挣得没北京多,但也足够我生活,并且攒下一些钱,
将来好把儿子的抚养权要回来。我开始慢慢接受现在的生活。直到有一天,我回我的母校,
县一中。那天是学校的百年校庆,搞得很隆重。我作为优秀校友,被邀请回去参加活动。
在学校的光荣榜上,我看到了我的名字。“许知意,1998届高考县状元,
考入京城师范大学。”名字下面,是一张照片。照片上的女孩,笑得很灿烂。但那张脸,
完全是陌生的。我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,一片空白。怎么回事?我叫许知意,
我也是98届的。但我高考“落榜”了。这个考上京城师范大学的许知意,是谁?一个念头,
像闪电一样劈进我的脑海。我找到当年的班主任,王老师。他已经快退休了,记性不太好。
我问他:“王老师,您还记得我吗?我叫许知意。”他扶了扶老花镜,看了我半天。“哦,
哦,记得。你不是在咱们学校教书吗?教英语的那个,教得挺好。”我心里一沉。“王老师,
我不是。我一直在北京。”“是吗?”他糊涂了,“哎呀,我这记性。
那另一个许知意……”我抓住了关键:“另一个许知意?”“对啊,
就是咱们学校那个许老师,也叫许知意。人家可是高材生,京城师范大学毕业的。”我的手,
开始抖。我以一个想给孩子报课的家长名义,去见了那个“许知意”。她在一中的办公室里。
三十多岁的年纪,保养得很好,穿着得体的连衣裙,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。她看到我,
很客气地笑了笑。“您好,请坐。您孩子多大了?”我看着她的脸,
那张在光荣榜上笑得灿烂的脸。我问她:“许老师,您是98年考上京城师范大学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