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年，2001年，冬天格外冷。
省研究院的院子里，银杏叶落了一地，风吹得簌簌作响。
王延华裹着旧呢子大衣，从实验楼里走出来，手里还拿着刚打印好的报告，呼出的白气在空气里弥漫。
实验楼外那台老式电视机正播放新闻，主持人语气高昂：“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——WTO。”
那一刻，整个实验室都安静了几秒。
有人激动地拍手，有人窃窃私语。
王延华没说话，只是抬头看了眼窗外的阳光，嘴角微微动了动。
“也许，真的要变了。”
他心想。
他在研究院己经待了十年。
十年里，他做过项目、写过论文，也跑过一线的调研。
可这些年下来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被时间遗忘的人。
实验室里的仪器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型号，研究院的预算一年比一年少。
曾经的热血与理想，早被日复一日的审批流程与会议稀释。
“老王，这次的项目拨款又拖了。”
同事小李走过来说，语气平静得近乎麻木。
王延华笑了笑，没接话。
他知道体制内的规则：慢、稳、安全——但越来越没有希望。
院长喜欢说的一句话是“再等一等”，可他等了十年，连下一步的方向都没看清。
晚上，他坐在研究院家属区的小屋里，灯光昏黄，桌上摆着冷掉的饭菜。
妻子忙着哄孩子，他拿起报纸，看到“外资企业纷纷落户沿海广东工业总产值翻番”这样的标题。
那一刻，他突然觉得，这个国家真的在往前走，只是他似乎被留在了原地。
他三十多岁，学历不低，懂技术，有经验，却在一个逐渐衰老的体系里耗尽时间。
他不甘心。
那个冬天，他终于递交了辞职报告。
那天早晨下了雪，他穿过空旷的院子，鞋底发出“咯吱”的声音。
院长劝他：“延华，外面不比这里，稳定啊。”
王延华只是笑：“稳定是好事，但我想试试别的路。”
那时候的“别的路”，其实他也没想清楚。
他先是与几个人合伙承包了个小型石灰石矿，位于省城北边的山脚下。
刚开始，他什么都得亲力亲为：跑审批、盯炸山、谈运输、对账单。
工人都说他不像研究院出来的知识分子，更像个老矿工。
两年后，矿山停了。
原料价格暴跌，资金链断裂，合伙人撤资。
他赔得几乎什么都不剩。
有一阵子，他晚上睡觉都会梦见炸山的轰鸣声，醒来满头汗。
不久，他又投身到软件行业。
那时正是“信息化”的热潮，他与几个程序员合作，为企业做管理系统。
起初还算顺利，谈了几家客户，但大多数项目拖着不付款，有的干脆烂尾。
一次被拖欠了半年货款，他气得通宵写信投诉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
事业不顺，家里的日子也跟着紧张起来。
研究院通知他单位缺人，回去上班。
妻子对他说：“回去干嘛，那地方一眼看到你六十岁退休的样子。”
王延华沉默半天，说：“你说的对，人总要做点预想不到的事。”
那段日子，他觉得自己像被时代抛在半空的人，既不属于旧世界，也没能踏上新的轨道。
转机出现在一个寻常的下午。
那天，他开车到郊县去处理软件运行问题。
天阴沉沉的，山路泥泞。
快到目的地时，前方一辆卡车抛锚了，司机正蹲在地上骂人。
车旁站着一个中年男人，黑脸膛、壮实、穿着夹克，神情焦躁。
“兄弟，麻烦帮个忙？”
那人走上来喊。
王延华下车，看了眼，是变速箱卡住了。
他懂点机械，钻到车底鼓捣了半天，终于修好。
那人感激地一连道谢：“真是遇到贵人了！
我叫林耀武，做化肥的，在郊外办了个厂。”
两人就这样认识了。
几天后，林耀武特地打电话请他吃饭，说：“老王，回来省城了吗？
喝两盅。”
饭桌上，林耀武豪爽健谈，笑声震天。
他讲自己是外地人，几年前来这边投资复合肥厂，运气好，赚了点钱。
“这年头，只要敢干，就不怕没钱赚。”
王延华只是微笑，举杯相敬。
那顿酒之后，两人成了朋友。
偶尔通个电话，聊市场行情，也互相帮点忙。
王延华欣赏林耀武的胆识，林耀武佩服他懂技术、有见识。
两人虽性格不同，却惺惺相惜。
2005年，王延华的哥哥到北京某部挂职。
那年夏天，他去探望。
饭桌上，大哥忽然说：“延华，现在国家搞基础建设，一路向西，水泥、钢铁、建材都是热门。
你不是搞材料出身吗？
干脆办个粉磨站。”
“粉磨站？
钱不够啊。”
“合伙啊，投资不算太大，回本快。”
王延华没多说，但那晚他在北京的小旅馆里失眠了。
窗外的高楼霓虹闪烁，他心里不断盘算着成本、产量、利润。
那种老职业人的理性思维又被唤醒。
回南方后，他开始调研。
跑了三个市、十几个县，走访了数家水泥厂，翻阅了成堆的可研报告。
他发现，一个年产二十万吨的粉磨站，设备投资六百万，加上厂房、流动资金，一千多万足够。
每年产值五千万左右，正常利润8%到12%。
他反复计算，得出的结论是——这事能干。
但资金是难题。
他手上只有两百万。
夜里，他独自坐在宾馆的窗前，手里一支烟燃到尽头，灰烬掉在地上。
脑子里闪过的人，是林耀武。
第二天，他拨通电话：“老林，有个项目，想请你听听。”
林耀武爽快答应。
两天后，两人见面。
那天阳光明媚，林耀武厂里的机器声隆隆作响，空气中弥漫着肥料的味道。
王延华摊开一张手绘草图，讲市场需求、原料来源、回收周期。
林耀武听完，点了根烟，笑着说：“我就喜欢你这种踏实的人。
这事我干！
我当董事长，你当副总，咱俩一起干。”
王延华看着他，沉默片刻，点头。
那一刻，他心里有一种久违的热血。
项目筹备比他想象中更复杂。
选址、环评、安评、能评、土地手续，每一步都得花心思。
他们几乎天天往政府部门跑，有时从早忙到夜。
林耀武擅长交际，能喝、能聊、能办事；王延华则负责技术、设计、施工，事无巨细。
有一次，他们到工信部门报批，工作人员看了材料淡淡地说：“你们这个项目投资太小，不列入重点支持。”
林耀武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，递过去：“哥，我们是实干型企业，不给政府添麻烦。”
那人接了烟，笑笑：“行，我帮你们问问。”
就这样，项目一点点往前推。
工地的早晨，常常笼着薄雾。
工人们戴着安全帽，机器声轰鸣，混凝土搅拌机的味道刺鼻。
王延华站在工地边，看着一排排设备安装起来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。
他想起多年前研究院那间冰冷的实验室，想起自己那句“等我赚到钱再捐仪器”，心头一阵发烫。
晚上，他和林耀武常坐在宿舍门口喝酒。
风吹过，远处传来机器的低鸣。
林耀武举杯：“老王，你看，这就是咱的江山。”
王延华笑：“希望它能长久。”
“会的，”林耀武拍他肩膀，“咱干的不是虚的，是真产业。”
一年后，耀武建材的厂房落成。
吊车轰鸣，第一台磨机启动。
那一瞬间，灰尘在阳光下飞舞，像是时代在发出低沉的呐喊。
林耀武笑得眼睛眯成缝，王延华却只是静静地站着，望着那台机器，心里波涛翻涌。
他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一台机器的启动，而是他们命运的新起点。
他终于从实验室的阴影里走了出来，站在了现实的风口。
那风很大，夹着尘土，也吹得人热血。
省研究院的院子里，银杏叶落了一地，风吹得簌簌作响。
王延华裹着旧呢子大衣，从实验楼里走出来，手里还拿着刚打印好的报告，呼出的白气在空气里弥漫。
实验楼外那台老式电视机正播放新闻，主持人语气高昂：“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——WTO。”
那一刻，整个实验室都安静了几秒。
有人激动地拍手，有人窃窃私语。
王延华没说话，只是抬头看了眼窗外的阳光，嘴角微微动了动。
“也许，真的要变了。”
他心想。
他在研究院己经待了十年。
十年里，他做过项目、写过论文，也跑过一线的调研。
可这些年下来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被时间遗忘的人。
实验室里的仪器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型号，研究院的预算一年比一年少。
曾经的热血与理想，早被日复一日的审批流程与会议稀释。
“老王，这次的项目拨款又拖了。”
同事小李走过来说，语气平静得近乎麻木。
王延华笑了笑，没接话。
他知道体制内的规则：慢、稳、安全——但越来越没有希望。
院长喜欢说的一句话是“再等一等”，可他等了十年，连下一步的方向都没看清。
晚上，他坐在研究院家属区的小屋里，灯光昏黄，桌上摆着冷掉的饭菜。
妻子忙着哄孩子，他拿起报纸，看到“外资企业纷纷落户沿海广东工业总产值翻番”这样的标题。
那一刻，他突然觉得，这个国家真的在往前走，只是他似乎被留在了原地。
他三十多岁，学历不低，懂技术，有经验，却在一个逐渐衰老的体系里耗尽时间。
他不甘心。
那个冬天，他终于递交了辞职报告。
那天早晨下了雪，他穿过空旷的院子，鞋底发出“咯吱”的声音。
院长劝他：“延华，外面不比这里，稳定啊。”
王延华只是笑：“稳定是好事，但我想试试别的路。”
那时候的“别的路”，其实他也没想清楚。
他先是与几个人合伙承包了个小型石灰石矿，位于省城北边的山脚下。
刚开始，他什么都得亲力亲为：跑审批、盯炸山、谈运输、对账单。
工人都说他不像研究院出来的知识分子，更像个老矿工。
两年后，矿山停了。
原料价格暴跌，资金链断裂，合伙人撤资。
他赔得几乎什么都不剩。
有一阵子，他晚上睡觉都会梦见炸山的轰鸣声，醒来满头汗。
不久，他又投身到软件行业。
那时正是“信息化”的热潮，他与几个程序员合作，为企业做管理系统。
起初还算顺利，谈了几家客户，但大多数项目拖着不付款，有的干脆烂尾。
一次被拖欠了半年货款，他气得通宵写信投诉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
事业不顺，家里的日子也跟着紧张起来。
研究院通知他单位缺人，回去上班。
妻子对他说：“回去干嘛，那地方一眼看到你六十岁退休的样子。”
王延华沉默半天，说：“你说的对，人总要做点预想不到的事。”
那段日子，他觉得自己像被时代抛在半空的人，既不属于旧世界，也没能踏上新的轨道。
转机出现在一个寻常的下午。
那天，他开车到郊县去处理软件运行问题。
天阴沉沉的，山路泥泞。
快到目的地时，前方一辆卡车抛锚了，司机正蹲在地上骂人。
车旁站着一个中年男人，黑脸膛、壮实、穿着夹克，神情焦躁。
“兄弟，麻烦帮个忙？”
那人走上来喊。
王延华下车，看了眼，是变速箱卡住了。
他懂点机械，钻到车底鼓捣了半天，终于修好。
那人感激地一连道谢：“真是遇到贵人了！
我叫林耀武，做化肥的，在郊外办了个厂。”
两人就这样认识了。
几天后，林耀武特地打电话请他吃饭，说：“老王，回来省城了吗？
喝两盅。”
饭桌上，林耀武豪爽健谈，笑声震天。
他讲自己是外地人，几年前来这边投资复合肥厂，运气好，赚了点钱。
“这年头，只要敢干，就不怕没钱赚。”
王延华只是微笑，举杯相敬。
那顿酒之后，两人成了朋友。
偶尔通个电话，聊市场行情，也互相帮点忙。
王延华欣赏林耀武的胆识，林耀武佩服他懂技术、有见识。
两人虽性格不同，却惺惺相惜。
2005年，王延华的哥哥到北京某部挂职。
那年夏天，他去探望。
饭桌上，大哥忽然说：“延华，现在国家搞基础建设，一路向西，水泥、钢铁、建材都是热门。
你不是搞材料出身吗？
干脆办个粉磨站。”
“粉磨站？
钱不够啊。”
“合伙啊，投资不算太大，回本快。”
王延华没多说，但那晚他在北京的小旅馆里失眠了。
窗外的高楼霓虹闪烁，他心里不断盘算着成本、产量、利润。
那种老职业人的理性思维又被唤醒。
回南方后，他开始调研。
跑了三个市、十几个县，走访了数家水泥厂，翻阅了成堆的可研报告。
他发现，一个年产二十万吨的粉磨站，设备投资六百万，加上厂房、流动资金，一千多万足够。
每年产值五千万左右，正常利润8%到12%。
他反复计算，得出的结论是——这事能干。
但资金是难题。
他手上只有两百万。
夜里，他独自坐在宾馆的窗前，手里一支烟燃到尽头，灰烬掉在地上。
脑子里闪过的人，是林耀武。
第二天，他拨通电话：“老林，有个项目，想请你听听。”
林耀武爽快答应。
两天后，两人见面。
那天阳光明媚，林耀武厂里的机器声隆隆作响，空气中弥漫着肥料的味道。
王延华摊开一张手绘草图，讲市场需求、原料来源、回收周期。
林耀武听完，点了根烟，笑着说：“我就喜欢你这种踏实的人。
这事我干！
我当董事长，你当副总，咱俩一起干。”
王延华看着他，沉默片刻，点头。
那一刻，他心里有一种久违的热血。
项目筹备比他想象中更复杂。
选址、环评、安评、能评、土地手续，每一步都得花心思。
他们几乎天天往政府部门跑，有时从早忙到夜。
林耀武擅长交际，能喝、能聊、能办事；王延华则负责技术、设计、施工，事无巨细。
有一次，他们到工信部门报批，工作人员看了材料淡淡地说：“你们这个项目投资太小，不列入重点支持。”
林耀武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，递过去：“哥，我们是实干型企业，不给政府添麻烦。”
那人接了烟，笑笑：“行，我帮你们问问。”
就这样，项目一点点往前推。
工地的早晨，常常笼着薄雾。
工人们戴着安全帽，机器声轰鸣，混凝土搅拌机的味道刺鼻。
王延华站在工地边，看着一排排设备安装起来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。
他想起多年前研究院那间冰冷的实验室，想起自己那句“等我赚到钱再捐仪器”，心头一阵发烫。
晚上，他和林耀武常坐在宿舍门口喝酒。
风吹过，远处传来机器的低鸣。
林耀武举杯：“老王，你看，这就是咱的江山。”
王延华笑：“希望它能长久。”
“会的，”林耀武拍他肩膀，“咱干的不是虚的，是真产业。”
一年后，耀武建材的厂房落成。
吊车轰鸣，第一台磨机启动。
那一瞬间，灰尘在阳光下飞舞，像是时代在发出低沉的呐喊。
林耀武笑得眼睛眯成缝，王延华却只是静静地站着，望着那台机器，心里波涛翻涌。
他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一台机器的启动，而是他们命运的新起点。
他终于从实验室的阴影里走了出来，站在了现实的风口。
那风很大，夹着尘土，也吹得人热血。
相关推荐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