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汉代文人与茶结缘
茶以文化面貌出现，是在两晋南北朝。但若论其缘起还要追溯到汉代。
茶成为文化，是从它被当作饮料，被发现对人有益神、清思的特殊作用才开始的。中国人从何时开始饮茶众说不一。有的说自春秋，有的说自秦朝，有的说自汉代。目前，大多数人认为，自汉代开始比较可考。根据有三：第一，有正式文献记载。这从汉人王褒所写《僮约》可以得到证明。这则文献记载了一个饮茶、买茶的故事。说西汉时蜀人王子渊去成都应试，在双江镇亡友之妻杨惠家中暂住。杨惠热情招待，命家僮便了去为子渊沽酒。便了对此十分不满，跑到亡故的主人坟上大哭，并说：“当初主人买我来，只让我看家，并未要我为他人男子沽酒。”杨氏与王子渊对此十分恼火，便商议以一万五千钱将便了卖给王子渊为奴，并写下契约。契约中规定了便了每天应做的工作，其中有两项是“武阳买茶”和“烹茶净具”。就是说，每天不仅要到武阳市上去买茶叶，还要煮茶和洗刷器皿。这张《僮约》写作的时间是汉宣帝神爵三年（公元前59年），是西汉中期之事。我国茶原生地在云贵高原，后传入蜀，四川逐渐成为产茶盛地。这里既有适于茶叶生长的土壤和气候，又富灌溉之利，汉代四川各种种植业本来就很发达，人工种茶从这里开始很有可能。《僮约》证明，当时在成都一带已有茶的买卖，如果不是大量人工种植，市场便不会形成经营交易。汉代考古证明，此时不仅巴蜀之地有饮茶之风，两湖之地的上层人物亦把饮茶当作时尚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最早开始喜好饮茶的大多是文化人。王子渊就是一个应试的文人，写《凡将篇》讲茶药理的司马相如更是汉代的大文学家。在我国文学史上，楚辞、汉赋、唐诗都是光辉的时代。提起汉赋，首推司马相如与扬雄，常并称“扬马”。恰巧，这两位大汉赋家都是我国早期的著名茶人。司马相如作《凡将篇》、扬雄作《方言》，一个从药物角度，一个从文字语言角度，都谈到茶。有人说，著作中谈到茶，不一定饮茶。如果说汉代的北方人谈茶而不懂茶、未见茶、未饮茶尚有可能，这两位大文学家则不然。扬雄和司马相如皆为蜀人，王子渊在成都附近买茶喝，司马相如曾久住成都，焉不知好茶？况且，《凡将篇》讲的是茶作药用，其实，药用、饮用亦无大界限。可以说会喝茶者不一定懂其药理，而知茶之药理者无不会饮茶。司马相如是当时的大文人，常出入于宫廷。有材料表明汉代宫廷可能已用茶。宋人秦醇说他在一位姓李的书生家里发现一篇叫《赵后遗事》的小说，其中记载汉成帝妃赵飞燕的故事。说赵飞燕梦中见成帝，遵命献茶，左右的人说：赵飞燕平生事帝不谨，这样的人献茶不能喝。飞燕梦中大哭，以致惊醒侍者。小说自然不能作信史，《赵后遗事》亦不知何人所作，但人们作小说也总要有些踪影。当时产茶不多，名茶更只能献帝王，这个故事亦可备考。司马相如以名臣事皇帝，怎知不会在宫中喝过茶？况且，他又是产茶胜地之人。相如还曾奉天子命出使西南夷，进一步深入到茶的老家，对西南物产及风土、民情皆了解很多。扬雄同样对茶的各种发音都清楚，足见不是人云亦云。所以，历代谈到我国最早的饮茶名家，均列汉之司马、扬雄。晋代张载曾写《登成都楼诗》云：“借问扬子舍，想见长卿庐”，“芳茶冠六情，溢味播九区”。故陆羽写《茶经》时亦说，历代饮茶之家，“汉有扬雄、司马相如”。其实，从历史文献和汉代考古看，西汉时，贵族饮茶已成时尚，东汉可能更普遍些。东汉名士葛玄曾在宜兴“植茶之圃”，汉王亦曾“课僮艺茶”。所以，到三国之时，宫廷饮茶便更经常了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韦曜传》载：吴主孙皓昏庸，每与大臣宴，竟日不息，不管你会不会喝，都要灌你七大升。韦曜自幼好学，能文，但不善酒，孙皓暗地赐以茶水，用以代酒。
蜀相诸葛亮与茶有何关系史无明载，但吴国宫廷还饮茶，蜀为产茶之地，当更熟悉饮茶。所以，我国西南地区有许多诸葛亮与茶的传说。滇南六大茶山及西双版纳南糯山有许多大茶树，当地百姓相传为孔明南征时所栽，称之为“孔明树”。据傣文记载，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傣族已会人工栽培茶树，这与诸葛亮南征的时间也大体相当。可见，孔明也是个茶的知己。
饮茶为文人所好，这对茶来说真是在人间找到了最好的知音。如司马相如、扬雄、韦曜、孔明之类，以文学家、学问家、政治家的气质来看待茶，喝起来自然别是一种滋味。这就为茶走向文化领域打下了基础。尽管此时茶文化尚未产生，但已露出了好苗头。
二、两晋南北朝的奢靡之风与“以茶养廉”
中国茶文化确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，它一开始出现就不同凡响。现在一提起茶文化，有人立即想起明清文人在茶室、山林消闲避世之举，或者清末茶馆里斗蛐蛐的八旗子弟、遗老遗少。其实，茶文化产生之初便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。两晋南北朝时，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“以茶养廉”，以对抗奢侈之风，便是一个明显的佐证。
我国两汉崇尚节俭，西汉初，皇帝还乘牛车。东汉国家已富，但人际交往和道德标准，仍崇尚孝养、友爱、清廉、守正，士人皆以俭朴为美德。东汉人宋弘家无资产，所得租俸分赡九族，时以清行著称。宣秉分田地于贫者，以俸禄收养亲族，而自己无石米之储。王良为官恭俭，妻子不入官舍，司徒吏鲍恢过其家，见王良之妻布衣背柴自田中归。尽管在封建社会中这样的官吏是少数，王公贵族也很奢侈，但整个社会风气仍以清俭为美。汉末与三国虽门阀日显，但尚未尽失两汉之风。故曹操虽有铜雀歌舞，仍要做出点节俭的姿态，“亲耕籍田”，并临逝遗言：以时服入殓，墓中不藏珍宝。
两晋南北朝时尚大变。此时门阀制度业已形成，不仅帝王、贵族聚敛成风，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美，多效膏粱厚味。晋初三公世胄之家，有所谓石、何、裴、卫、荀、王诸族，都是以奢侈著名。《晋书》卷三十三载，何曾性奢，“帷帐车服，穷极绮丽，厨膳滋味，过于王者”，每天的饮费可达一万钱，还说没什么可吃的，无法下筷子。何曾之子何劭更胜乃父，一天的膳费达两万。石崇为巨富，庖膳必穷水陆之珍，以锦为障，以蜡为薪，厕所都要站十几个侍女，上一趟厕所就要换一套衣服。贵族子弟，闲得无可奈何，以赌博为事，一掷百万为输赢。玩够了又大吃大嚼，乃至“贾竖皆厌粱肉”。东晋南北朝继承了这种风气。南朝梁武帝号称“节俭”，其弟萧弘却奢侈无度。有人告发萧弘藏着武器，梁武帝怕他作乱，亲自去检查，看到库内皆珍宝绮罗，还有三十间专门用来储存钱币，共有钱三亿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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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晋带托盏
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“养廉”的问题。于是，出现了陆纳、桓温以茶代酒的故事。
《茶经》和《晋书》都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东晋时，陆纳任吴兴太守，将军谢安常欲到陆府拜访。陆纳的侄子陆椒见叔叔无所准备，便自作主张准备了一桌十来个人的酒馔。谢安到来，陆纳仅以几盘果品和茶水招待。陆椒怕慢怠了贵客，忙命人把早已备下的酒馔搬上来。当侄子的本来想叔叔会夸他会办事，谁知客人走后，陆纳大怒，说：“你不能为我增添什么光彩也就罢了，怎么还这样讲奢侈，玷污我清操绝俗的素业！”于是当下把侄儿打了四十大板。陆纳，字祖言，《晋书》有传。其父陆玩即以蔑视权贵著称，号称“雅量宏远”，虽登公辅，而交友多布衣。陆纳继承乃父之风，他做吴兴太守时不肯受俸禄，后拜左尚书，朝廷召还，家人问要装几船东西走，陆纳让家奴装点路上吃的粮食即可。及船发，“止有被袱而已，其余并封以还官”。可见，陆纳反对侄子摆酒请客，用茶水招待谢安并非吝啬，亦非清高简慢，而是要表示提倡清操节俭。这在当时崇尚奢侈的情况下很难得。
与陆纳同时代还有个桓温也主张以茶代酒。桓温既是个很有政治、军事才干的人，又是个很有野心的人物。他曾率兵伐蜀，灭成汉，因而威名大振，欲窥视朝廷。不过，在提倡节俭这一点上，也算有眼光。他常以简朴示人，“每宴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”。他问陆纳能饮多少酒，陆纳说只可饮二升。桓温说：我也不过三升酒，十来块肉罢了。桓温的饮茶也是为表示节俭的。
南北朝时，有的皇帝也以茶表示俭朴。南齐世祖武皇帝，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，他在位十年，朝廷无大的战事，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齐武帝不喜游宴，死前下遗诏，说他死后丧礼要尽量节俭，不要多麻烦百姓，灵位上千万不要以三牲为祭品，只放些干饭、果饼和茶饮便可以。并要“天下贵贱，咸同此制”，想带头提倡俭朴的好风气。这在帝王中也算难得。以茶为祭品大约正是从此时开始的。
我们看到，在陆纳、桓温、齐武帝那里，饮茶已不是仅仅为提神、解渴，它开始产生社会功能，成为以茶待客、用以祭祀并表示一种精神、情操的手段。当此之时，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价值为人所用，而且已进入精神领域。茶的“文化功能”开始表现出来。此后，“以茶代酒”“以茶养廉”，一直成为我国茶人的优良传统。
三、两晋清谈家的饮茶风气
饮茶之风与晋代清谈家有很大关系。
魏晋以来，天下骚乱，文人无以匡世，渐兴清谈之风。到东晋，南朝又偏安一隅，江南的富庶使士人得到暂时的满足，爱声色歌舞，终日流连于青山秀水之间，清谈之风继续发展，以至出现许多清谈家，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，必有助兴之物，于是多饮宴之风。所以，最初的清谈家多酒徒。竹林七贤之类，如阮籍、刘伶等，皆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好酒之人。后来，清谈之风渐渐发展到一般文人，对这些人来说，整天与酒肉打交道，一来经济条件有限，二来也觉得不雅。况且，能豪饮终日而不醉的毕竟是少数。酒能使人兴奋，但醉了便会举止失措，胡言乱语。而茶则可竟日长饮而始终清醒，于是清谈家们从好酒转向好茶。所以后期的清谈家出现许多茶人，以茶助清谈之兴。《世说新语》载：清谈家王濛好饮茶，每有客至必以茶待客，有的士大夫以为苦，每欲往王濛家去便云“今日有水厄”，把饮茶看作遭受水灾之苦。后来，“水厄”二字便成为南方茶人常用的戏语。梁武帝之子萧正德降魏，魏人元义欲为其设茶，先问：“卿于水厄多少？”是说你能喝多少茶。谁想，萧正德不懂茶，便说：“下官虽生在水乡，却并未遭受过什么水灾之难。”引起周围人一阵大笑。此事见于《洛阳伽蓝记》。当时，魏定都洛阳，为奖励南人归魏，于洛阳城南伊洛二水之滨设归正里，又称“吴人里”。于是，南方的饮茶之风也传到中州之地。有位叫刘镐的人效仿南人饮茶风气，专习茗饮。彭城人王勰对他说：“卿好苍头之厄，是逐臭之夫效颦之妇也。”说他是附庸风雅，东施效颦。《洛阳伽蓝记》说，自此朝贵虽设茗茶而众人皆不复食。可见当时的饮茶之风仍是南方文人的好尚，北朝尚未形成习惯。
今人邓子琴先生著《中国风俗史》，把魏晋清谈之风分为四个时期，认为前两个时期的清谈家多好饮酒，而第三、第四时期的清谈家多以饮茶为助谈的手段，故认为“如王衍之终日清谈，必与水浆有关，中国饮茶之嗜好，亦当盛于此时，而清谈家当尤倡之”。这种推断与我们所看到的文献材料恰好一致。
如果说陆纳、桓温以茶待客是为表示节俭，只不过摆摆样子，而清谈家们终日饮茶则更容易培养出真正的茶人，他们对于茶的好处会体会更多。在清谈家那里，饮茶已经被当作精神现象来对待。
四、南北朝的宗教、玄学与饮茶风尚
南北朝是各种文化思想交融碰撞的时期。尤其是南朝，自西晋末年社会动乱，许多士族迁移到南方，江南生活优裕，重视文化，黄河文化移植到长江流域，而且有很大发展。中国古代文化极盛时期首推汉唐，而南朝却处于继汉开唐的阶段，无论诗赋、散文、文学理论都很有成就，尤其是玄学相当流行。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哲学思潮，主要是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。玄学家大都是所谓名士，所以非常重视门第、容貌仪止，爱好虚无玄远的清谈。这样，儒学、道学、清谈家便往往都与玄学有关，连作诗也有玄诗。玄学家的思想特点一是崇尚清谈高雅，二是喜欢作自由自在的玄想，天上地下，剖析社会自然的深刻道理。这些人还喜欢登台讲演，所听的人多至千余，或数十百人。终日谈说，会口干舌燥，演讲学问又不比酒会上可以随心所欲，谈吐举止都要恰当，思路还要清楚。解决这些问题，茶又有了大用处。它不仅能提神益思，还能保持人平和的心境，所以玄学家也爱喝茶。茶进一步与文人结交。范文澜先生在考察东晋南朝时期瓷器生产时曾经谈到，早在西晋，文人作赋，茶、酒便与瓷器联系起来。而到东晋南朝近三百年间，士人把饮茶看作一种享受，开始进一步研究茶具，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越瓷的发展。所以后来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才能比较邢瓷与越瓷的高下说：“盌，越州上，……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，殊为不然。若邢瓷类银，越瓷类玉，邢不如越一也；若邢瓷类雪，则越瓷类冰，邢不如越二也；邢瓷白而茶色丹，越瓷青而茶色绿，邢不如越三也。”陆羽对茶具的分析自然是后来才有的，但在东晋和南朝，越瓷因饮茶而被推动起来这却是事实。范老的判断是很对的。
南朝时，古代的神仙家们开始创立道教。道家修行长生不老之术，炼“内丹”，实际就是做气功。茶不仅能使人不眠，而且能升清降浊，疏通经络，所以道人们也爱喝茶。佛教在这时正处于一个与汉文化进一步结合，艰难发展的时期，儒、道、佛经常大论战，可是念佛的人也爱喝茶。各种思想常常争得你死我活，水火不容，但是对茶都不反对。于是，除文人之外，和尚、道士、神仙，都与茶联系起来。南北朝时许多神怪故事中有饮茶的故事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。南朝刘敬叔著《异苑》，说剡县陈务妻年轻守寡，房宅下多古墓，陈务妻好饮茶，常以茶祭地下亡魂。一日鬼魂在梦中相谢，次日陈务妻得钱十万养活自己的三个孩子。《广陵耆老传》记载，晋元帝时有位老太婆在市上卖茶，从早到晚壶中茶也不见少，所得钱皆送乞丐和穷人。后州官以为有伤“风化”，将老太婆捕入狱，夜间老婆婆自窗中带着茶具飞走了，证明她是一个神仙。《释道该说续名僧传》说，南朝法瑶和尚好饮茶，活到九十九岁。《宋录》则云，有人到八公山访昙济道人，道士总是以茶待客。南朝著名的道教思想家、医学家陶弘景曾隐居于江苏句容县之曲山，梁武帝请他下山他不出，武帝每遇国家大事便派人入山请教，号称“山中宰相”。陶弘景就是个爱茶、懂茶的人，他在《杂录》中记载：“苦茶轻身换骨，昔丹丘子、黄山君服之。”丹丘子、黄山君都是传说中的神仙。从这些记载我们看到，在东晋和南朝之时，饮茶已与和尚、神仙、道士以及地下的鬼魂都联系起来。茶已进入宗教领域。尽管此时还没有形成后来完整的宗教饮茶仪式和阐明茶的思想原理，但它已经脱离作为饮食的一般物态形式。
总之，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好头。而到南北朝之时，几乎每一个文化、思想领域都与茶套上了交情。在政治家那里，茶是提倡廉洁、对抗贵族奢侈之风的工具；在词赋家那里，它是引发文思以助清兴的手段；在道家看来，它是帮助炼“内丹”，轻身换骨，修成长生不老之体的好办法；在佛家看来，又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。甚至茶可通“鬼神”，人活着要喝茶，变成鬼也要喝茶，茶用于祭祀，是一种沟通人鬼关系的信息物。这样一来，茶的文化、社会功能已远远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。尽管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茶艺和茶道，对这些精神现象也没有系统总结，还不能称为一门专门的学问，但中国茶文化已现端倪。所以，我们把中国茶文化的发端断在两晋南北朝时期。一般说来，某种文化总是先由有闲阶级创立的。中国饮茶、植茶技术自然首先由民间开始，但形成茶文化却要有必要的文化社会条件。西晋，特别是东晋与南朝，是我国各种思想文化在战国之后又一个大碰撞的时期，南朝经济的发展又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。北方文化多雄浑、粗犷，南方文化多精深、儒雅。茶的个性正适合了南朝的文化特点，加之南朝皆为产茶胜地，又有名山秀水以佐文人雅兴，茶文化在南朝兴起便是很自然的事了。
但是，当此之时，我们还只能说茶走入文化圈，起着文化、社会作用，它本身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学问体系。
茶以文化面貌出现，是在两晋南北朝。但若论其缘起还要追溯到汉代。
茶成为文化，是从它被当作饮料，被发现对人有益神、清思的特殊作用才开始的。中国人从何时开始饮茶众说不一。有的说自春秋，有的说自秦朝，有的说自汉代。目前，大多数人认为，自汉代开始比较可考。根据有三：第一，有正式文献记载。这从汉人王褒所写《僮约》可以得到证明。这则文献记载了一个饮茶、买茶的故事。说西汉时蜀人王子渊去成都应试，在双江镇亡友之妻杨惠家中暂住。杨惠热情招待，命家僮便了去为子渊沽酒。便了对此十分不满，跑到亡故的主人坟上大哭，并说：“当初主人买我来，只让我看家，并未要我为他人男子沽酒。”杨氏与王子渊对此十分恼火，便商议以一万五千钱将便了卖给王子渊为奴，并写下契约。契约中规定了便了每天应做的工作，其中有两项是“武阳买茶”和“烹茶净具”。就是说，每天不仅要到武阳市上去买茶叶，还要煮茶和洗刷器皿。这张《僮约》写作的时间是汉宣帝神爵三年（公元前59年），是西汉中期之事。我国茶原生地在云贵高原，后传入蜀，四川逐渐成为产茶盛地。这里既有适于茶叶生长的土壤和气候，又富灌溉之利，汉代四川各种种植业本来就很发达，人工种茶从这里开始很有可能。《僮约》证明，当时在成都一带已有茶的买卖，如果不是大量人工种植，市场便不会形成经营交易。汉代考古证明，此时不仅巴蜀之地有饮茶之风，两湖之地的上层人物亦把饮茶当作时尚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最早开始喜好饮茶的大多是文化人。王子渊就是一个应试的文人，写《凡将篇》讲茶药理的司马相如更是汉代的大文学家。在我国文学史上，楚辞、汉赋、唐诗都是光辉的时代。提起汉赋，首推司马相如与扬雄，常并称“扬马”。恰巧，这两位大汉赋家都是我国早期的著名茶人。司马相如作《凡将篇》、扬雄作《方言》，一个从药物角度，一个从文字语言角度，都谈到茶。有人说，著作中谈到茶，不一定饮茶。如果说汉代的北方人谈茶而不懂茶、未见茶、未饮茶尚有可能，这两位大文学家则不然。扬雄和司马相如皆为蜀人，王子渊在成都附近买茶喝，司马相如曾久住成都，焉不知好茶？况且，《凡将篇》讲的是茶作药用，其实，药用、饮用亦无大界限。可以说会喝茶者不一定懂其药理，而知茶之药理者无不会饮茶。司马相如是当时的大文人，常出入于宫廷。有材料表明汉代宫廷可能已用茶。宋人秦醇说他在一位姓李的书生家里发现一篇叫《赵后遗事》的小说，其中记载汉成帝妃赵飞燕的故事。说赵飞燕梦中见成帝，遵命献茶，左右的人说：赵飞燕平生事帝不谨，这样的人献茶不能喝。飞燕梦中大哭，以致惊醒侍者。小说自然不能作信史，《赵后遗事》亦不知何人所作，但人们作小说也总要有些踪影。当时产茶不多，名茶更只能献帝王，这个故事亦可备考。司马相如以名臣事皇帝，怎知不会在宫中喝过茶？况且，他又是产茶胜地之人。相如还曾奉天子命出使西南夷，进一步深入到茶的老家，对西南物产及风土、民情皆了解很多。扬雄同样对茶的各种发音都清楚，足见不是人云亦云。所以，历代谈到我国最早的饮茶名家，均列汉之司马、扬雄。晋代张载曾写《登成都楼诗》云：“借问扬子舍，想见长卿庐”，“芳茶冠六情，溢味播九区”。故陆羽写《茶经》时亦说，历代饮茶之家，“汉有扬雄、司马相如”。其实，从历史文献和汉代考古看，西汉时，贵族饮茶已成时尚，东汉可能更普遍些。东汉名士葛玄曾在宜兴“植茶之圃”，汉王亦曾“课僮艺茶”。所以，到三国之时，宫廷饮茶便更经常了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韦曜传》载：吴主孙皓昏庸，每与大臣宴，竟日不息，不管你会不会喝，都要灌你七大升。韦曜自幼好学，能文，但不善酒，孙皓暗地赐以茶水，用以代酒。
蜀相诸葛亮与茶有何关系史无明载，但吴国宫廷还饮茶，蜀为产茶之地，当更熟悉饮茶。所以，我国西南地区有许多诸葛亮与茶的传说。滇南六大茶山及西双版纳南糯山有许多大茶树，当地百姓相传为孔明南征时所栽，称之为“孔明树”。据傣文记载，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傣族已会人工栽培茶树，这与诸葛亮南征的时间也大体相当。可见，孔明也是个茶的知己。
饮茶为文人所好，这对茶来说真是在人间找到了最好的知音。如司马相如、扬雄、韦曜、孔明之类，以文学家、学问家、政治家的气质来看待茶，喝起来自然别是一种滋味。这就为茶走向文化领域打下了基础。尽管此时茶文化尚未产生，但已露出了好苗头。
二、两晋南北朝的奢靡之风与“以茶养廉”
中国茶文化确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，它一开始出现就不同凡响。现在一提起茶文化，有人立即想起明清文人在茶室、山林消闲避世之举，或者清末茶馆里斗蛐蛐的八旗子弟、遗老遗少。其实，茶文化产生之初便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。两晋南北朝时，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“以茶养廉”，以对抗奢侈之风，便是一个明显的佐证。
我国两汉崇尚节俭，西汉初，皇帝还乘牛车。东汉国家已富，但人际交往和道德标准，仍崇尚孝养、友爱、清廉、守正，士人皆以俭朴为美德。东汉人宋弘家无资产，所得租俸分赡九族，时以清行著称。宣秉分田地于贫者，以俸禄收养亲族，而自己无石米之储。王良为官恭俭，妻子不入官舍，司徒吏鲍恢过其家，见王良之妻布衣背柴自田中归。尽管在封建社会中这样的官吏是少数，王公贵族也很奢侈，但整个社会风气仍以清俭为美。汉末与三国虽门阀日显，但尚未尽失两汉之风。故曹操虽有铜雀歌舞，仍要做出点节俭的姿态，“亲耕籍田”，并临逝遗言：以时服入殓，墓中不藏珍宝。
两晋南北朝时尚大变。此时门阀制度业已形成，不仅帝王、贵族聚敛成风，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美，多效膏粱厚味。晋初三公世胄之家，有所谓石、何、裴、卫、荀、王诸族，都是以奢侈著名。《晋书》卷三十三载，何曾性奢，“帷帐车服，穷极绮丽，厨膳滋味，过于王者”，每天的饮费可达一万钱，还说没什么可吃的，无法下筷子。何曾之子何劭更胜乃父，一天的膳费达两万。石崇为巨富，庖膳必穷水陆之珍，以锦为障，以蜡为薪，厕所都要站十几个侍女，上一趟厕所就要换一套衣服。贵族子弟，闲得无可奈何，以赌博为事，一掷百万为输赢。玩够了又大吃大嚼，乃至“贾竖皆厌粱肉”。东晋南北朝继承了这种风气。南朝梁武帝号称“节俭”，其弟萧弘却奢侈无度。有人告发萧弘藏着武器，梁武帝怕他作乱，亲自去检查，看到库内皆珍宝绮罗，还有三十间专门用来储存钱币，共有钱三亿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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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晋带托盏
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“养廉”的问题。于是，出现了陆纳、桓温以茶代酒的故事。
《茶经》和《晋书》都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东晋时，陆纳任吴兴太守，将军谢安常欲到陆府拜访。陆纳的侄子陆椒见叔叔无所准备，便自作主张准备了一桌十来个人的酒馔。谢安到来，陆纳仅以几盘果品和茶水招待。陆椒怕慢怠了贵客，忙命人把早已备下的酒馔搬上来。当侄子的本来想叔叔会夸他会办事，谁知客人走后，陆纳大怒，说：“你不能为我增添什么光彩也就罢了，怎么还这样讲奢侈，玷污我清操绝俗的素业！”于是当下把侄儿打了四十大板。陆纳，字祖言，《晋书》有传。其父陆玩即以蔑视权贵著称，号称“雅量宏远”，虽登公辅，而交友多布衣。陆纳继承乃父之风，他做吴兴太守时不肯受俸禄，后拜左尚书，朝廷召还，家人问要装几船东西走，陆纳让家奴装点路上吃的粮食即可。及船发，“止有被袱而已，其余并封以还官”。可见，陆纳反对侄子摆酒请客，用茶水招待谢安并非吝啬，亦非清高简慢，而是要表示提倡清操节俭。这在当时崇尚奢侈的情况下很难得。
与陆纳同时代还有个桓温也主张以茶代酒。桓温既是个很有政治、军事才干的人，又是个很有野心的人物。他曾率兵伐蜀，灭成汉，因而威名大振，欲窥视朝廷。不过，在提倡节俭这一点上，也算有眼光。他常以简朴示人，“每宴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”。他问陆纳能饮多少酒，陆纳说只可饮二升。桓温说：我也不过三升酒，十来块肉罢了。桓温的饮茶也是为表示节俭的。
南北朝时，有的皇帝也以茶表示俭朴。南齐世祖武皇帝，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，他在位十年，朝廷无大的战事，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齐武帝不喜游宴，死前下遗诏，说他死后丧礼要尽量节俭，不要多麻烦百姓，灵位上千万不要以三牲为祭品，只放些干饭、果饼和茶饮便可以。并要“天下贵贱，咸同此制”，想带头提倡俭朴的好风气。这在帝王中也算难得。以茶为祭品大约正是从此时开始的。
我们看到，在陆纳、桓温、齐武帝那里，饮茶已不是仅仅为提神、解渴，它开始产生社会功能，成为以茶待客、用以祭祀并表示一种精神、情操的手段。当此之时，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价值为人所用，而且已进入精神领域。茶的“文化功能”开始表现出来。此后，“以茶代酒”“以茶养廉”，一直成为我国茶人的优良传统。
三、两晋清谈家的饮茶风气
饮茶之风与晋代清谈家有很大关系。
魏晋以来，天下骚乱，文人无以匡世，渐兴清谈之风。到东晋，南朝又偏安一隅，江南的富庶使士人得到暂时的满足，爱声色歌舞，终日流连于青山秀水之间，清谈之风继续发展，以至出现许多清谈家，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，必有助兴之物，于是多饮宴之风。所以，最初的清谈家多酒徒。竹林七贤之类，如阮籍、刘伶等，皆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好酒之人。后来，清谈之风渐渐发展到一般文人，对这些人来说，整天与酒肉打交道，一来经济条件有限，二来也觉得不雅。况且，能豪饮终日而不醉的毕竟是少数。酒能使人兴奋，但醉了便会举止失措，胡言乱语。而茶则可竟日长饮而始终清醒，于是清谈家们从好酒转向好茶。所以后期的清谈家出现许多茶人，以茶助清谈之兴。《世说新语》载：清谈家王濛好饮茶，每有客至必以茶待客，有的士大夫以为苦，每欲往王濛家去便云“今日有水厄”，把饮茶看作遭受水灾之苦。后来，“水厄”二字便成为南方茶人常用的戏语。梁武帝之子萧正德降魏，魏人元义欲为其设茶，先问：“卿于水厄多少？”是说你能喝多少茶。谁想，萧正德不懂茶，便说：“下官虽生在水乡，却并未遭受过什么水灾之难。”引起周围人一阵大笑。此事见于《洛阳伽蓝记》。当时，魏定都洛阳，为奖励南人归魏，于洛阳城南伊洛二水之滨设归正里，又称“吴人里”。于是，南方的饮茶之风也传到中州之地。有位叫刘镐的人效仿南人饮茶风气，专习茗饮。彭城人王勰对他说：“卿好苍头之厄，是逐臭之夫效颦之妇也。”说他是附庸风雅，东施效颦。《洛阳伽蓝记》说，自此朝贵虽设茗茶而众人皆不复食。可见当时的饮茶之风仍是南方文人的好尚，北朝尚未形成习惯。
今人邓子琴先生著《中国风俗史》，把魏晋清谈之风分为四个时期，认为前两个时期的清谈家多好饮酒，而第三、第四时期的清谈家多以饮茶为助谈的手段，故认为“如王衍之终日清谈，必与水浆有关，中国饮茶之嗜好，亦当盛于此时，而清谈家当尤倡之”。这种推断与我们所看到的文献材料恰好一致。
如果说陆纳、桓温以茶待客是为表示节俭，只不过摆摆样子，而清谈家们终日饮茶则更容易培养出真正的茶人，他们对于茶的好处会体会更多。在清谈家那里，饮茶已经被当作精神现象来对待。
四、南北朝的宗教、玄学与饮茶风尚
南北朝是各种文化思想交融碰撞的时期。尤其是南朝，自西晋末年社会动乱，许多士族迁移到南方，江南生活优裕，重视文化，黄河文化移植到长江流域，而且有很大发展。中国古代文化极盛时期首推汉唐，而南朝却处于继汉开唐的阶段，无论诗赋、散文、文学理论都很有成就，尤其是玄学相当流行。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哲学思潮，主要是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。玄学家大都是所谓名士，所以非常重视门第、容貌仪止，爱好虚无玄远的清谈。这样，儒学、道学、清谈家便往往都与玄学有关，连作诗也有玄诗。玄学家的思想特点一是崇尚清谈高雅，二是喜欢作自由自在的玄想，天上地下，剖析社会自然的深刻道理。这些人还喜欢登台讲演，所听的人多至千余，或数十百人。终日谈说，会口干舌燥，演讲学问又不比酒会上可以随心所欲，谈吐举止都要恰当，思路还要清楚。解决这些问题，茶又有了大用处。它不仅能提神益思，还能保持人平和的心境，所以玄学家也爱喝茶。茶进一步与文人结交。范文澜先生在考察东晋南朝时期瓷器生产时曾经谈到，早在西晋，文人作赋，茶、酒便与瓷器联系起来。而到东晋南朝近三百年间，士人把饮茶看作一种享受，开始进一步研究茶具，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越瓷的发展。所以后来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才能比较邢瓷与越瓷的高下说：“盌，越州上，……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，殊为不然。若邢瓷类银，越瓷类玉，邢不如越一也；若邢瓷类雪，则越瓷类冰，邢不如越二也；邢瓷白而茶色丹，越瓷青而茶色绿，邢不如越三也。”陆羽对茶具的分析自然是后来才有的，但在东晋和南朝，越瓷因饮茶而被推动起来这却是事实。范老的判断是很对的。
南朝时，古代的神仙家们开始创立道教。道家修行长生不老之术，炼“内丹”，实际就是做气功。茶不仅能使人不眠，而且能升清降浊，疏通经络，所以道人们也爱喝茶。佛教在这时正处于一个与汉文化进一步结合，艰难发展的时期，儒、道、佛经常大论战，可是念佛的人也爱喝茶。各种思想常常争得你死我活，水火不容，但是对茶都不反对。于是，除文人之外，和尚、道士、神仙，都与茶联系起来。南北朝时许多神怪故事中有饮茶的故事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。南朝刘敬叔著《异苑》，说剡县陈务妻年轻守寡，房宅下多古墓，陈务妻好饮茶，常以茶祭地下亡魂。一日鬼魂在梦中相谢，次日陈务妻得钱十万养活自己的三个孩子。《广陵耆老传》记载，晋元帝时有位老太婆在市上卖茶，从早到晚壶中茶也不见少，所得钱皆送乞丐和穷人。后州官以为有伤“风化”，将老太婆捕入狱，夜间老婆婆自窗中带着茶具飞走了，证明她是一个神仙。《释道该说续名僧传》说，南朝法瑶和尚好饮茶，活到九十九岁。《宋录》则云，有人到八公山访昙济道人，道士总是以茶待客。南朝著名的道教思想家、医学家陶弘景曾隐居于江苏句容县之曲山，梁武帝请他下山他不出，武帝每遇国家大事便派人入山请教，号称“山中宰相”。陶弘景就是个爱茶、懂茶的人，他在《杂录》中记载：“苦茶轻身换骨，昔丹丘子、黄山君服之。”丹丘子、黄山君都是传说中的神仙。从这些记载我们看到，在东晋和南朝之时，饮茶已与和尚、神仙、道士以及地下的鬼魂都联系起来。茶已进入宗教领域。尽管此时还没有形成后来完整的宗教饮茶仪式和阐明茶的思想原理，但它已经脱离作为饮食的一般物态形式。
总之，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好头。而到南北朝之时，几乎每一个文化、思想领域都与茶套上了交情。在政治家那里，茶是提倡廉洁、对抗贵族奢侈之风的工具；在词赋家那里，它是引发文思以助清兴的手段；在道家看来，它是帮助炼“内丹”，轻身换骨，修成长生不老之体的好办法；在佛家看来，又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。甚至茶可通“鬼神”，人活着要喝茶，变成鬼也要喝茶，茶用于祭祀，是一种沟通人鬼关系的信息物。这样一来，茶的文化、社会功能已远远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。尽管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茶艺和茶道，对这些精神现象也没有系统总结，还不能称为一门专门的学问，但中国茶文化已现端倪。所以，我们把中国茶文化的发端断在两晋南北朝时期。一般说来，某种文化总是先由有闲阶级创立的。中国饮茶、植茶技术自然首先由民间开始，但形成茶文化却要有必要的文化社会条件。西晋，特别是东晋与南朝，是我国各种思想文化在战国之后又一个大碰撞的时期，南朝经济的发展又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。北方文化多雄浑、粗犷，南方文化多精深、儒雅。茶的个性正适合了南朝的文化特点，加之南朝皆为产茶胜地，又有名山秀水以佐文人雅兴，茶文化在南朝兴起便是很自然的事了。
但是，当此之时，我们还只能说茶走入文化圈，起着文化、社会作用，它本身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学问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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